“青海省杨小民这个案子拖了太多年了，几任省委书记都没有解决，那我就来亲自查处这个案子，现在处理了，才对得起人民群众……”这是邓小平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段讲话！

01、省委大院发生凶杀大案

1979年2月27日，青海省委大院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凶手大案（以下简称“二.二七”案），时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子杨小民，将大院里一名17岁少年残忍杀害。

当天清晨，杨小民与王强在水房相遇，因谁先接开水一事发生口角。王强因年龄小怕事，并未与杨小民多做纠缠，连开水也没有打，就回家掩门继续睡觉了。

杨小民回到家后，越想越气，便抄起桌上一把五寸藏刀，闯入王强家中，朝正在酣睡的王强的头、胸、腹、背部猛扎数刀。

王强惊醒后，一面求饶呼救，一面扑向门口，挣扎着夺门逃命。杨小民堵门拦截后，继续猛戳刺杀。凄厉的惨叫声惊到了邻居，大家纷纷赶来帮忙。

门开后，邻居们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了，王强已经倒在了血泊中。大家连忙将王强送到医院抢救，但最终因流血过多，于次日清晨死亡。

事后，经过法医鉴定，王强全身上下刀伤共14处，有10处深抵内脏，肺被直接捅穿，手段极其残忍。

“二.二七”案的事实非常清楚，且人证物证确凿充分，就是杨小民故意杀人致死。此案经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，判处杨小民死刑，并立即执行。

但就在人们以为此案已经尘埃落定时，却发生了令常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的变化！

此判决结果上报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时，杨小民的死刑判决却被修改为死缓。然而，更加出乎人们意料的是，省高院在1982年2月，又将杨小民的死缓改为了无期徒刑。

王强的家人对这个不公平的判决悲愤难平，一直在向法院进行申诉和进京告状，更多次在大街上控诉，但始终都无济于事。

02、一张特别的人际关系网

“二.二七”案发生后，在全国引起巨大的震动，尤其是对杨小民的判决结果，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公正形象。

为了理清此案的内幕，中央邓小平决定亲自查办此案，专程派人到青海省暗中调查情况。对于这一牵涉到青海省众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大案，调查人员若不调查出真相，如实向中央反映实情，就是严重的失职。但要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，调查的难度和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1985年1月，中央的秘密调查员们，开始对此案进行专项调查。他们在青海查案期间，无论是步行，还是乘车，都从不在人前或者车上谈论案情，也从来不会告诉司机他们要去哪里，去做什么。这完全是出于保密的需要。

调查人员为什么要这样注意保密呢？难道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，想要对他们欲行不轨吗？

其实，“二.二七”案已经拖了几年了，几任省委书记都没能解决，并不是他们水平不行或者能力不够，而是另有原因。

青海省有一张特殊的领导干部人际关系网。调查员现在要调查此案，就必须先解剖这张网。但调查员一旦触网，势必会引起网中人的强烈反应，甚至会不择手段。调查员们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还要保护提供证据证言的人不遭到报复迫害。

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告诉调查员，青海这张关系网在全国各省中，是极具特殊性的。当年青海解放后，青海的省、市、县三级政权机构的领导班子，基本上都是西北野战军某军的干部，和一批西北革命大学的干部转业组建的。

在青海刚解放时，为了解决青海省干部缺乏的问题，还曾到四川招聘过一批高中学历以上的女青年到青海工作。而这批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女干部，后来都成了当权的陕北干部的新宠，很多人都与原配妻子离了婚，当上了四川女婿。

所以，当年青海很多领导干部的家庭组成都是“四川婆姨陕北汉子”，男人们都是陕西同乡、战友和同学，女人都是四川同学、同乡关系，相互之间有着非常亲密情义和攻守同盟利害关系。

这张关系网的联络之紧密和信息传递之快速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后来，调查员在调查中发现，那些在“二.二七”案中策划密谋、通风报信、公然压制正确意见或者=在暗中串通作弊的法官、检察官或者领导干部，基本上都是这个特殊的关系网中人，令调查员的调查难度难于上青天。

03、改判死缓的理由十分荒唐

在调查中，调查人员接触到了原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区分局预审股长张维城，他后来调到城中区检察院担任检察长，是逮捕和预审凶手的办案人。

这位来自江苏扬州，非特殊关系网中人的老公安对调查说道：“案件起诉后，我刚调到检察院，是我出庭进行公诉的。我们办案人员一致认为，杨小民不判死刑，于法理不容，民愤也难平！”

张维城站起身，走到窗户边将窗帘拉上，继续说道：“城中区法院一审时，法庭里群情悲愤，最终判处杨小民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后来报市委研究，也是死刑，可到了省高院就变成了死缓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得要多大的能量啊！”

“抽根烟吧！”调查员看出了张维城脸色中的愤懑和无奈，给他递上了一支香烟后，继续问道：“后来呢？你们抗诉了吗？”

“开始我们义愤填膺，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写好了抗诉书！”张维城点上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：“但当我把抗诉书递上去的时候，上面的有领导说，改判死缓省委批准的，抗诉就是抗省委。”

“呵！这帽子有点大啊！”调查员叹息地说道：“作为基层干部只能服从了！”

“是啊！这顶大帽子一压，我们就没办法抗诉了！”张维城熄灭烟头，满脸的无奈，继续说道：“但我也是个认死理的人，王家来找我时，我也明确说过，我支持他们到北京区告状！”

随后，调查员又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原省高院的副院长兰路远，他是从公安部下放到青海的干部，也不是网中人，他坦率地告诉调查员：“我是1979年年底到的省高院，过去对‘二.二七’案怎么讨论的我不知情。但后来了解了案情后，我觉得改判死缓的理由十分荒唐！”

“兰老，你说改判的理由十分荒唐？”调查员震惊地看着兰路远：“你能说具体点吗？”

“我在1983年‘回头看’了15起重大杀人案件时，坚决主张改正错误，把杨小民执行死刑，其他14起‘回头看’案件的凶手，没有哪个的犯罪情节比杨小民的恶劣，引起的民愤大，那14个人都执行了死刑，为什么杨小民被保护了下来呢？”说着，兰路远气愤地拍了拍桌子，大骂道：“我不敢说他们是贪赃枉法，但他们一定是徇私枉法，徇情枉法了！”

04、欢呼法律和正义的胜利

其实，不仅兰路远院长对此事愤愤难平，时任青海省省长的黄静波，在对待“二.二七”案件上也持有鲜明的立场，他特意提醒调查员，对重要的情节、重要的证据，要思思扣准，文字下判断要准确，不要让人钻了空子，抓住什么把柄。

黄省长强烈的爱憎和率直的预言，给予了调查员莫大的信心，决心一定要将最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中央，还世人一个公道。

1985年2月，调查员将掌握的证据材料递交给了中央，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极大重视。

同年6月13日，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题会议，讨论杨小民杀人案，认为：此案拖了五年之久，青海广大群众的民愤很大，必须尽快解决。

在专题会即将结束时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语重心长地总结道：“这个案子的错判和长期未予纠正上，青海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是有责任的。对那些在此案中徇私枉法、串通包庇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严肃处理，必须严惩不贷！”

      1985年7月30日，是杨小民执行死刑的日子。当天，西宁市万人空巷，人们像欢度春节一样地涌向街头，街道两边以及很多房顶上都站满了人。当囚车经过时，欢呼声和鞭炮声一浪高过一浪。

此时，人们不仅仅是在看热闹，也不是在幸灾乐祸，而是在欢呼正义和法律的胜利，庆祝英明的中央决断处理了这个长期影响青海的大案，粉碎了那张笼罩在青海人民头顶上的，比黑云还要阴暗的特殊关系网，还了青海人民一片青天！